王羲之书法赏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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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羲之书法赏析

魏晋书法，名家辈出，遗迹宏富，其中将楷书、行草诸体推向新境界的，当首推晋代大书家王羲之（321—379）。王羲之，字逸少，山东临沂人。出身名门，官至右军将军，世称“王右军”。他家学渊源，早年从得魏钟繇笔法的卫夫人学书，然他敢于改变钟的笔法，使楷书在用笔、结字、章法布局方面更富气韵，史称“韦圣”。王羲之的行草植根于汉魏以来的隶书，他把带隶书波磔的草书发展为章草，而把不带隶韦波磔的草书演变为今草，又把介乎楷、草之间的行书与草书并用，使之广为流行。此种创造，深获历代韦家尊重。唐太宗予以极高的评价，说他“详察古今，研精篆隶，尽善尽美”。可惜他的真迹今已难觅。存世之墨迹，均属后人摹本或临木，煊赫世代的《兰亭序》为韦家所敬仰，被称作“天下第一行书”。


“书圣”的生平和思想
晋代王羲之有“书圣”之称，其楷、行、草、隶、八分、飞白、章草俱入神妙之境，成为后世崇拜的名家和学习的楷模。
　　王羲之（321—379，一作303—361），字逸少，琅玡临沂人（今山东临沂），后居会稽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。父王旷，历官淮南丹阳太守、会稽内史。伯父王导，历事元帝、明帝、成帝三朝，出将入相，官至太傅。羲之幼时不善于言辞，长大后却辩才出众，且性格耿直，享有美誉。晋大尉郗鉴选中他为女婿，“坦腹东床”的典故就出于王羲之（见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）。朝廷公卿着重王羲之的才器，屡屡召举为官，他都辞谢。后为征西将军瘐亮参军，累迁长史，进宁远将军、江州刺史，官至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。世称“王右军”、“王会稽”。后与太原王述不和，称病去职，归隐会稽，自适而终。
　　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，由父王旷、叔父王廙启蒙。七岁善书，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《笔论》。王旷善行、隶书；王廙擅长书画，王僧虔《论书》曾评：“自过江东，右军之前，惟廙为最，画为晋明帝师，书为右军法。”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。
　　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。卫烁，师承钟繇，妙传其法。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、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。《唐人书评》曰：“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，低昂美容。又如美女登台，仙娥弄影，红莲映水，碧沼浮霞。”今人沈尹默分析说：“羲之从卫夫人学书，自然受到她的熏染，一遵钟法，姿媚之习尚，亦由之而成，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，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，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，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入手的，一旦看见碑版，发生了兴趣，便欲改学，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。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，是有深厚根源的。”（《二王法书管窥》）
　　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，当他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，他己置身于新的历史层而上。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：“羲之少学卫夫人书，将谓大能；及渡江北游名山，比见李斯、曹喜等书；又之许下，见钟爵、梁鹄书；又之洛下，见蔡邕《石经》三体书；又于从兄洽处，见张昶《华岳碑》，始知学卫夫人书，徒费年月耳。……遂改本师，仍于众碑学习焉。”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、广闻博取、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。
　　王羲之志存高远，富于创造。他学钟繇，自能融化。钟书尚翻，真书亦具分势，用笔尚外拓，有飞鸟鶱腾之势，所谓钟家隼尾波。王羲之心仪手追，但易翻为曲，减去分势。用笔尚内抵，不折而用转，所谓右军“一搨瓘直下”。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抒。唐代张怀耿曾在《书断》中指出这一点：“剖析张公之草，而浓纤折衷，乃愧其精熟；损益钟君之隶，虽运用增华，而古雅不逮，至研精体势，则无所不工。”王羲之对张芝草书“剖析”、“折衷”，对钟繇隶书“损益”、“运用”，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“研精体势”。沈尹默称扬道：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，依样画着葫芦，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，使古人为我服务，不泥于古，不背乎今。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，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，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，推陈出新，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。这是王羲之“兼撮众法，备成一家”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。
　　与王羲之同时的书法家瘐翼、郗愔都声名卓著，王羲之自谦还赶不上他俩。传说瘐亮曾向王羲之求书，羲之回答道：“（瘐）翼在彼，岂复假此！”瘐翼在荆州时，见人们竟习王羲之书体，不以为然，曾说：“小儿辈乃贱家鸡，爱野鹜，皆学（王）逸少书，须吾还，当比之。”但后来瘐翼见到王羲之答瘐亮的章草，才心悦诚服，给王羲之写信道：“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，过江颠狈，遂乃亡失，常叹妙迹永绝。忽见足下答家兄书，焕若神明，顿还旧观。”瘐翼态度的改变，正是王书不断从一个层次向更高层次攀登的反映。王羲之能自拔于流俗，不断超越他人，超越自我；他的创造与发展，伴随着自我生命的发展、价值理想的完成和实现。如陶弘景说：“逸少自吴兴以前，诸书犹未称。凡厥好迹，皆是向会稽时、永和十许年中者。”（《论书启》）虞（龠禾)也说：“羲之书，在始末有奇，殊不胜瘐翼、郗愔，迨其末年，乃造其极。”（《论书表》）
　　王羲之既有洒脱漂亮的外在风貌，“时人目王右军，飘如游云，矫若惊龙”，又有富赡的内心世界。晋代玄学盛行，崇尚老庄哲学，因此，他对人生、社会、自然的思考当然受其影响。晋室南渡之初，他见会稽有佳山水便有终老之志。辞官归隐后，山阴道上行，山川相映发，自然有应接不暇之感。他又泛舟大海，远采药石，在他的心胸中涤除尘虑，接纳自然万物之美，去发现宇宙的深奥精微，印证到书艺上，正如《书断》所说：“千变万化，得之神功，自非造化发灵，岂能登峰造极！”。
　　王羲之的《兰亭》诗写道：“仰视碧天际，俯瞰禄水滨。寥阒无厓观，寓目理自陈。大矣造化工，万殊莫不均。群籁虽参差，适我无非新。”当代美学家宗白华评析道：真能代表晋人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。“群籁虽参差，适我无非新”，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、新的生命。于是“寓目理自陈”，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，乃是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。王羲之另有诗句：“争先非吾事，静照在忘求。”宗白华认为“静照”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。晋人的文学艺术都浸润着这新鲜活泼的“静照在忘求”和“适我无非新”的哲学精神（《论、〈世说新语〉和晋人的美》）。我们正可从上述的剖析中体会和领悟王羲之的书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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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龙跳天门、虎卧凤阁”的风采
《书断》云：“右军开凿通津，神模天巧，故能增损古法，裁成今体，进退宪章，耀文含质，推方履度，动必中庸，英气绝伦，妙节孤峙。”王羲之的书法是留给人们的瑰宝，可惜的是历经天灾人祸，至今已无真迹留存。而且在羲之生前已有人作伪，加上他又有代书人，故其书迹更加真伪难辨。虽然如此，我们还是可以从摹拓本上去窥见它“龙跳天门，虎卧风阁”的风采。
　　王羲之的真书和唐代真书相比较，显现出两种不同的时代风貌。宋代姜夔最多会意，在《续书谱·真书》中云：“唐人下笔，应规入矩，无复魏晋飘逸之气。古今真书之神妙，无出钟元常，其次则王逸少。今观二家之书，皆潇洒纵横，何拘平正？”我们正是从王羲之的楷书中感受到魏晋时代特有的潇洒气韵，无论是字的笔画，还是结构，各尽自然之态，似乎跳动着一颗自由的心灵，当然便与唐人受染于科举功利习气的心手大不一样了。
　　1．《乐毅论》（图1），小楷，梁模本有题款“永和四年（348）十二月甘四日书付官奴”。据说原石曾与唐太宗同葬昭陵，或说《乐毅论》之书在武则天当政时散人太平公主家，后被人窃去，因惧来人追捕，遂于灶内焚之。王羲之《笔势论》中对王献之说：“今书《乐毅论》一本及《笔势论》一篇，贻尔臧之，勿播于外，缄之秘之，不可示诸友。”他用自己精心创作的《乐毅论》作为范本，又以《笔势论》作为理论，从虚与实两方面启发王献之的悟性，导引其进入书学的正轨。从现存的本子中还可看到笔画是灵动的，横有仰抑，竖每多变，撇捺缓急；结构上或大或小，或正或侧，或收或缩；分布则重纵行，不拘横行。从整体上言，在静穆中见气韵，显生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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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《黄庭经》（图2），小楷，书于永和中。诸遂良《右军书目》认为是王羲之为山阴道士作。《黄庭经》有诸多名家临本传世，如智永、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赵孟頫等，他们均从中探究王书的路数，得到美的启示。包世臣对《黄庭经》情有独钟，认为它“小字如大字”，用法备，取势远，“必也《黄庭》，旷荡处直任万马奔腾而藩篱完固，有率然之势”（《艺舟双揖》）。“率然”，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蛇，《孙子·九地》：“故善用兵者，譬如率然。率然者，常山之蛇也。击其首则尾至，击其尾则首至，击其中则首尾俱至。”战阵之势、率然之势，在《黄庭经》中可观可悟，而王羲之论书也每多比拟为战斗，包氏之说尤可深味。然而也有人认为小楷《黄庭经》笔法不类王羲之，因此亦有真伪之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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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《东方朔画赞》（图3），小楷，书于永和十二年（356）。从传世的摹临本上可睹笔墨风采。此书点画骨力劲健，起落转折，如断金切玉，干净明丽，表现出优雅俏静、遒丽天成的丰姿。《艺舟双揖》中认为南唐所刻之《画赞》，“一望唯见其气充满而势俊逸，逐字逐画，衡以近世体势，几不辨为何字。盖其笔力惊绝，能使点画荡漾空际。回互成趣。”包氏认为《东方朔画赞》与《黄庭经》都在“力”、“势”、“气”、“逸”上达到很高的境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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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《曹娥碑》，小楷，有绢本，今存辽宁博物馆，二十七行，四百三十八字。此碑自明以来多摹刻于各汇帖中，题为王羲之作。历史上或认为此乃晋人书，但不一定是王羲之。这幅书法的作者暂置不论，其书学价值则是客观存在的。宋高宗认为它“纤劲清丽”，有晋人风韵，“非晋人不能如此”。文徵明则从中悟其“古雅纯质，不失右军笔意”。赵子昂、虞伯生推崇为“正书第一”。这些著名书家确实从绢素墨迹中体会出一种楷书法则上、书风气韵上的高妙处，而这些又与唐宋以后书家的楷书不相同。

　　传世王羲之楷书尚有《告誓文》（刻入《玉烟堂帖》）、《佛遗教经》（图4，刻入《墨池堂帖》）、《黄庭内景经》（刻入《郁冈斋帖》）等等，亦有真伪之争。《书谱》云：王羲之“写《乐毅》则情多佛郁，书《画赞》则意涉瑰奇；《黄庭经》则怡怿虚无；《太师箴》又纵横争折；暨乎兰亭兴集，思逸神超；私门诫誓，情拘志惨。所谓涉乐方笑，言哀已叹”。可见王羲之不仅能在行草中而且在楷书中表现各异的心态情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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